而儒家的情感观念一开始就是正面情绪，尤其是仁爱的情感。

孟子以仁义为内核，以思诚敬为手段，特别注重发挥心的思辨能力，由此开创出一套存心养性反身而诚养浩然之气的道德修养功夫。唯有施行仁政，进行德治，得到百姓的支持，才能实现政治和社会的安定。

浩然之气作为孟子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诞生之初就以道德而立论，浩然之气有助于公民提升个人道德修养，激励人民齐心协力攻坚克难，增强社会公德，提升价值认同。孟子认为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十分重视与民同乐，得民心之根本在于实行德政，仁爱民众。（《孟子·离娄下》），君主对百姓充满爱心，以礼相待，百姓才能心悦诚服。主张德刑并重，治理国家需要德治与法治协调推进，相互依赖、相互依存，针对国家治理，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法制等方面阐述，各部分各环节相互支撑、相互融通，形成密不可分的关系。（《孟子·告子上》）其中，孟子最重视者，当为恻隐之心，也就是不忍人之心。

在性善论理论基础上，孟子继承了孔子为政以德的儒家思想，提出了讲仁爱重民本以仁政得民心等重要理念，由此形成了以民为本，民贵君轻。（《孟子·滕文公上》）孟子认为，行仁政，始于正经界，即力主通过正经界来推动土地改革，来遏制暴君污吏对民众利益的蚕食，从而保障民众的生存权，以期民众能养生丧死无憾。正如葛瑞汉所说，中国哲学思考是以‘道而不是‘真为中心……在墨家关于鬼神的讨论中，问题不在于鬼神的存在是否真实，而是在于区别其存在与不存在的问题上，这样或那样处置鬼神在社会上是否适当。

具体到中国，在经史互通互质的传统中，传统中国的思想家对于历史的理解是具有超越性的，文明的整体性和其根本之道的内在一贯性既是被预设了的，也体现在不同时代的人对经典之道的体认和践行之中。与此相类，即使中国在技术和器物上与西方高度趋同，却仍然在精神生活的意义上自觉地保持着面向全球共同挑战的中国视角，并且拥有独特的、来自传统经典世界和历史意识的思想资源。对于中国的思想家而言，哲学思考的根本目标就是在看似杂多和纷乱的经验中找到贯通性的结构和秩序。结语我们从哲学在中国的哲学史底色这一学科史的事实出发，尝试说明哲学史在确立学科规范的同时可能疏离了经典世界与现实生活的双重经验，也在一定程度上将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独特思想方法与哲学的规范性对立起来了。

正如陈少明所强调的，现代中国的生活经验中，毫无疑问包含有中国文化的因素或中国人特有的生活方式……以当下的生活经验为反思的对象，当然是当代中国哲学最基本的任务。换一个视角看，当具体事件以独特的意义加入整体历史时，就从单纯的事件变成了有价值的历史。

重述经典中的生活世界可以重塑我们对于当下经验的理解，这种重塑不是基于知识判断和真理追求的行动立法，而是在具体的感受和体验场景中展开理解。哲学史的底色意味着我们对传统中国思想的哲学改造可能是在自觉不自觉中使用西方哲学的标准来评判中国思想在哲学史书写中的正当性和必要性，从而让哲学思考被某种哲学标准限制了。不妨说，如果不能将经典的解读和哲学的反思指向当下的具体经验，那么即事言理的方法就会转变为某种刻板的文本解读的技术操作。《春秋》亦经，五经亦史。

如前文所述，在即事言理的言辩模式基础上，经典与经验可以通过不同时代的阅读者与阐释者的反思和行动保持活跃的联结。盖不惟不敢当作者之圣，而亦不敢显然自附于古之贤人……然当是时，作者略备，夫子盖集群圣之大成而折衷之。甚至可以说，哲学史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哲学本身。这一双线并行的哲学史建构过程不仅塑造了当代中国的哲学术语体系、学术规范和问题意识，也成为哲学作为一个学科的规范性要求的真正载体。

其次，当代的中国经验如果被当作哲学思考的起点和原材料，乃至理论活力的源泉，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当代中国经验的特性？基于文化传统的、跨世代的纵向延续性和内在一贯性，与当下经验的横向当代性和共通性，这两者以何种方式融汇为当代中国经验世界？再次，对当代中国经验的哲学性描述和结构性刻画，何以产生面向当下和未来精神生活的思想创生的活力？质言之，当下经验的描述与经典世界的绍述在何种意义上是具备理论创造力的？最后，重返经验作为一种哲学方法是符合中国哲学的一贯的思想方法和理论目标的。质言之，不同时代的具体经验总是在激发那一个时代的思想者回向作为历史的经典，展开面向当下经验又指向隽永精神主题的思考。

正如利科强调，对历史的领会是一种十分特殊的实践活动。然而，由于先王以政事实践展现的天地之道的超越性以及圣人删订择述的二次筛选，这些具体的事件突破了其孤立的情境和具体的人物，成为某种更深层次历史规则和意义机制的载体。

我们试图指出，上述述而不作的哲学实践可能体现了一种双向疏离的境况：在迅速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的生活世界及其经验结构遭遇了与传统世界的断裂，古典中国思想的哲学性内容的提取和规范性重述不断凸显的中国性，对于中国经典中的历史世界和经历了现代化过程的经验世界而言，都有明确的异质感。从经典文献的视角看，理在事中是一种独特的历史视角和历史性设定，具体的事在时间中组成的经验世界并不是一个客观的物理世界，而是一个具有历史性的人文世界。这就可以引入在中国哲学研究中被反复强调的隐喻、寓言和象、景等独特的表达（思维）方法，有学者认为这些表达方法体现了中国哲学对客观性要求的忽视：中国人的关联性思维未尝服从理性或经验的‘客观性要求，当我们说‘汉思维这一特殊的中国人思维方式时，我们是指它有赖于取‘象和‘隐喻以作为表达事物变化的主要手段。以此为基础，我们就可以理解中国哲学史可能在以下三个层次上脱离了经史传统塑造的历史性：其一，哲学史将经典视为思想文本，进而解读文意并提取论证过程，其目标是精确的文意描述和精致的论说结构分析，其后果是文字意涵的收敛性定义或类型学分梳，从而终结了经典与当下经验结合的可能性和阐释的开放性。因此，看似零碎的断烂朝报对于每一个时代而言都是具有当代性的。特别是西方哲学史上不同时代的哲学家和经典著作都以共在和当代的形态涌入汉语表达，形成了跨时代哲学在当代的汇聚和共时化，西方哲学的问题跨度与论说视角的丰富性也被这一情况进一步强化了。

从这个角度看，正是因为将某些具有独特意义的事件当作作为整体的历史的意义根基，人们才会认为当下的经验总是以某种方式与恒久的意义押韵共振。在经典中被记载的事件，以及其中所涉的人的行动和言论，都指摄着超越具体场景的秩序与价值。

不妨说，道为这一文明传统的整体叙事提供了本根性的基础，它作为一个预设为理解和诠释世界的实践奠基。客观史学的成立和滥觞将过往发生过的事件所形成的、在时间中的序列称为历史。

以规范性的方式刻画经验的结构，以述为作，用经典世界中的精神经验呼应和理解当下的经验世界，从而展现独特哲学方法的中国性特征。构造经验的场景，记录具体的事件，都是为了保证每一个不同的时代都以思想创造的方式重返并重访经验现场，在保持精神生活的连贯性的同时体现理解的时代性，进而为行动进行意义的奠基。

但就中国哲学创作而言，储存于文献中的古典生活经验，更是重要的思想资源。这种他者性的基础就是将具有哲学意味的思想内容从思想图景和文本整体中抽取出来，构成了相对的独立性。因此，对事的描述和对历史的追述才会在中国的思想传统中显得如此重要。在关于中国传统思想的结构性描述中，道是最具奠基性意味的语汇，也是在内涵上最为模糊的，它无法被准确地定义。

就当下的中国哲学研究而言，无论是从哲学史的视角出发回返中国古典思想文本的义旨分梳，还是以更细密的译介与阐释来叙述西方哲学中的疑难故事或是当代关切，都主要是 述而不作——描述、阐释已经发生并形成了的哲学思想和观念体系，而不是主要关注分析和刻画当下中国的经验世界。易言之，从哲学史的某种特殊规范出发，却偏离了哲学规范的开放性。

然而，即使从当下的生活世界出发，具体技术与器物的融合也并不能完全消解中国性作为底色的文化特殊性。进而言之，这种独特的适当性就使得哲学反思从一开始就溢出了外部对象的知识，指向对整体生活秩序的理解性塑造。

我们期待的是，强调重返经验的可能性，可以在方法上探索中国语境中的哲学与哲学史并行模式，为中国哲学在哲学史底色之外提供新的理论可能。以人的故事和故事中的人为基本尺度组织起来的人文世界始终都是根本之道的展现方式。

通过中国思想中述的特性就可以理解对经验的刻画何以具有时代的创造力和精神上的理解力。实际上，无论是何种情况，如果不能保持规范性与历史性的平衡，就很有可能使得哲学史的规范性限制了哲学的理论空间和现实联结。质言之，这种独特的历史意识是传统中国经典性与历史性合一的根基。此外，从另一个角度看，经典与经验之间的联结也不能是完全个体性和随意的，否则无法保障精神生活在代际之间的连续性，进而威胁到对文明的整体阐释的稳定性。

近代以来中国哲学以哲学史的方式被建构起来，哲学史家将来自中国思想传统中的文本和经典文献视为材料，以这些哲学史家眼中的哲学性规范为标准，把原材料中的部分内容选取出来，并按照概念、范畴和主题的框架结合起来，进而完成中国哲学史的叙述。通过经典的记载和构造，事与人的具体存在被转化为文与言。

历史与历史性的意涵大相径庭。其二，经典中的文本内容从具有独特意义的历史场景和具体经验转变为某些核心概念、范畴演进的载体，思想实践和精神生活就转变为对概念、范畴及问题的接续性的理论分析和争辩，而不是朝向恒久价值与意义的探究。

作为一个整体的历史世界是有意义的，它以过程性的方式展现出秩序和价值的统一，这也成为每一个具体的事件和不同时代的当下经验被理解的前提。如果说在生活世界中，具体经验是可能性和丰富性的持续展开，那么哲学对经验的结构性刻画就是朝向理解和行动的稳定和收敛。